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社会组织风采 > 社会团体

云浮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创新农村基层社区治理

时间:2015/3/19 18:31:00  来源:

 村里的钱村长一分都不动

  云浮市云城区下白村有两个灯光篮球场,用地都是从村民手里征收来的。“事先都经过了全村讨论,征求了村民意见,赔偿标准也都有公示。”村长陈志棚告诉笔者,除了篮球场外,村里的污水处理池、小广场、小舞台也都是用这种方式建起来的。

  在篮球场旁的小卖部里,柜台边摆放着几份“下白村收支明细表”,村民们来买东西时,随手就可以拿起表格翻看。“发现账目不对,就去找村长问啰。”一位正在小卖部下象棋的老者说。

  陈光祥是下白村人,也是下白村所属的行政村——白村的村支书。他告诉笔者,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下白村村民就开始自己推选村长。到了上世纪90年代,村民制定了选举制度,规定村民领导小组的13名成员都由全村年满18周岁的村民一人一票“海选”出来,其中再产生村长、副村长、财务、会计各1人。凡是村里的事情,必须经过13名领导小组成员表决,八成以上的人通过才可以作出决定。

  村民领导小组3年一换届。今年3月,30岁的陈志棚在村民的推选下当选新村长。“我们做什么事都要公开,都有监督,这样群众才能信任我们,我们也才能顺利干事。”陈志棚介绍说,他虽然是村长,但是村里的钱他一分也动不了。村里有规定,1000元以下支出,要由村长、财务、会计3人共同决定;1000元以上的开支项目,须经13个领导小组成员半数以上通过。

  公开透明的村务管理制度,使村民能够实实在在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的成果。村民过上了小康日子,对村里的公益事业也更加支持。据不完全统计,近年下白村村民及外出乡贤,为学校建设、兴修水利、铺设村道、奖教奖学等捐款达400多万元。

  自然村理事会全市覆盖

  在云浮,村民自治的形式远不止下白村村民领导小组这一种。在更多乡村,一种名为“村民理事会”或者“乡贤理事会”的社会组织正在蓬勃发展。

  云安县石城镇横洞村的不少村民都认为,过去两年是这条村20多年来改变最大的两年。村里不仅建成了一栋6层的“农民公寓”,修好了破烂不堪的村主干道,还解决了垃圾分类、人畜分离等困扰已久的难题。而带来这一系列变化的,正是前年成立的村民理事会。

  横洞村村民理事会由11名在村中有威望有能力的退休干部、复退军人、外出乡贤、退休教师等组成,理事会对村内重大事项决策实行“一事一议”和“三议三公开”(理事会提议、理事走访商议、户代表开会决议,议案决议公开、实施过程公开、办事结果公布)。

  村民自我管理的着力点应该选在哪里?云浮市社工委调研发现,目前行政村村委会承担了大量行政事务,村民自治无法落实;村民小组又过于单薄和分散,没办法合力。处于村委会和村民小组之间的自然村,是农村传统宗族力量和“熟人社会”主要集聚地,也是村民自治最有凝聚力的群体。

  从2011年6月开始,云浮首先在云安县启动了自然村乡贤理事会试点,把农村老党员、老教师、老模范、老干部、复退军人、经济文化能人等乡贤,以及热心本地经济社会建设服务的其他人士吸纳到理事会,协助党委、政府开展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协同参与农村社会建设和管理。到去年,全市已培育自然村乡贤理事会8196个,基本实现全覆盖。

  将传统文化写入村规民约

  在设立理事会的同时,云浮还积极支持自然村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以传统的民事民治理念充实村规民约。以下白村为例,其村规民约来源于历经500多年的陈氏家训,又融入了体现社会进步和现代文明的新元素,涵盖了村领导小组选举、村务议事、财务管理、福利分配、厂场管理、村容村貌管理、治安联防、志愿服务等方面。

  云浮市通过培育社会组织推动村民自我管理的探索,成功激发出农村内生动力。

  在郁南县桂圩镇勿坦村,乡贤理事会协助村委会开展创建“信用村”、“信用户”活动,组织村民签署“种果不用违禁农药”、“养猪不用瘦肉精”等诚信承诺,帮助解决了贷款难。

  在新兴县水台镇石龙岗旧村,乡贤理事会带头带动家人捐款,全村自筹50多万元,建成文化楼、村内道路等公共服务设施,并因此获得政府奖补资金30万元,再投入到村文化广场等设施建设。

  去年以来,在各类理事会的广泛宣传和组织发动下,云浮市各乡村积极参与竞争性“以奖代补”项目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开展并建成项目2021个,筹资筹劳折算达到2.37亿元,受惠群众近110万人。

  专家点评

  激发乡村活力形成“官民共治”

  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和广东省社科联《学术研究》主编叶金宝领衔的课题组,对云浮进行了专题研究。

  李宗桂等专家认为,面对农村发展主题变换与治理格局不匹配的矛盾,农村迫切需要建立一种能够有效完成新任务的基层治理模式。云浮通过创设村民理事会等社会组织,有效整合了社会治理力量,为探寻农村综合改革提供了一条新路径。其一,在社会管理新格局下,党政主导与农民主体是农村社会治理的“两翼”,不可偏废。其二,传统守望相助、团结和睦的规则意识和宗族、乡约等民间组织在现代社会仍有一定影响,是培育农村社会组织、实现群众协同参与的重要资源。其三,现代乡贤接受过现代化信息的影响,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建设水平、管理水平与农民的思想意识水平。其四,加强和创新农村管理,必须为民事民治作用发挥提供载体。

  李宗桂等专家表示,云浮市在以优秀传统文化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方面也有不少做法具有启发意义。第一是重塑社区内部的文化价值观念,以降低乡村治理的组织成本。第二是促进社会建设及管理要抓住农村“熟人社会”特点。第三是挖掘传统文化治理资源,塑造社区精神和社区发展能力。

  全省概况

  三分之一社区 “直选”居委会

  近年来,广东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策部署,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建设的决定》以及7个配套文件,并以此为抓手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不断完善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社会的活力,并在城乡社区治理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

  成效首先体现在广东城乡基层自治制度的不断完善。据广东省社工委的统计,目前全省在社区设置党代表工作室,社区党组织书记兼任居委会主任的占68.6%。全省上一届村(居)委会参选率达到了98.1%,72.6%的村委会采取无候选人选举方式,34%的社区居委会直接选举,其中深圳市基本上实现了直选。全省有2706名非本市户籍常住人口成功当选了当地社区居委会成员。

  与此同时,广东还开展了以厘清基层政府与村(居)委会责权为突破口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改革试点,推动管理前移、资源下沉,实现基层政府行政职能归位,增强村(居)委会组织群众开展自治的能力。有些地方建立行政服务管理事项村(居)准入制度,减轻村(居)委会行政性负担。广东不少地方都结合实际开展了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探索,比如佛山市南海区有集体经济的农村社区实行“政经分离”、东莞在试点镇实行村(居)委会、公共服务站、集体经济组织“三分离”,云浮市在自然村组建“村民理事会”,鼓励村民广泛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等。

  在社区服务领域,广东全省目前已建成街镇政务服务中心947个,城乡社区公共服务站5360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含社区服务中心)1150个,便民、利民服务网点8553个。广东各级政府积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的模式在全省逐步推广,惠及包括弱势群体、户籍居民以及非户籍居民的所有群体,范围开始向农村延伸。通过引入社会工作者服务社区居民,壮大了社区志愿服务组织,构筑由社会工作者带动志愿者开展多样化的社会服务体系,推动社区自助、互助服务蓬勃发展。目前全省社区拥有专职工作人员约5.4万人,兼职人员9000多人。社区服务志愿者组织5400多个,社区服务志愿者近80万人。